近日，在温福铁路昆阳特大桥工地上，工人正顶着烈日在桥拱上施工。昆阳特大桥横跨在甬台温高速公路平阳段之上，主跨度长达136米，是国内铁路客运专线桥梁跨度最大的一座桥。 （温州网供稿 ）

　　改革开放30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冲破旧体制，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尤其是创出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使温州从一个连铁路、机场都没有，地少人多的沿海小城，一跃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闽浙交流见证“温州模式”

　　与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相近，温州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资源匮乏、土地紧缺下涌动着温饱的渴望和创业的冲动。和石狮“八大王”一样，温州“八大王”是市场经济最初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经历了风光和艰难。

　　不过，在市场生存法则下，它们都一路走过来了。1978年，温州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越冒越多，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呈现出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1985年，解放日报率先报道并提出“温州模式”。泉州作为当时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成为温州人经商的重要选择，不少温州人跑到石狮来批发服装，赚取创业的第一桶金。

　　“作为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温州与泉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民间自发的合作，这与两地的亲缘文化不无关系。”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说。

　　温州古为瓯越，秦始皇26年（前221）征服瓯越、闽越，设置闽中郡，治所闽侯（今福州）。如今的温州人中，有一半是从福建移民来的，770万温州人中，有三分之一讲闽南话。

　　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特殊的地缘形成福建、温州共同的海洋文化。晋江人施伟现在还津津乐道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故事。那时，他和父辈们搞起拉链生产，产品推销到温州的服装加工厂。“我到温州收账，都是毛票，一装一麻袋，就这么扛回晋江。”施伟回忆说，“石狮的服装市场，又吸引了众多温州服装加工厂前来找销路。”

　　“民间自发的初级分工合作，演绎出以工带商的‘小商品、大市场’这一个体经济唱主角的‘温州模式’。”温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章迅挺说。

　　上世纪80年代末起，温州人开始较大规模地闯荡福建。“温州人大多以厂家销售代表的身份进来，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小商品、机电产品等温州产品。”在福建呆了近30年的福州温州商会的老朱说，“还有不少人跑到石狮学习建市场、搞经营。”

　　同时，闽商进入温州的步伐也在加快。“在温州的福建人有十来万，自己当老板的就有好几万，烟酒、水果、水产、副食品，福建人开的各种店铺随处可见。”温州福建商会办公室主任陈金水说。今年70岁的老陈上世纪60年代就来到温州，目睹了闽商入温的历程。“温州的皮革行业是从福建开始做的，塘下的化油机，苍南、萧江的纺织城，都与福建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他说。

　　邓双兴，浦城的眼镜大王。1994年，他到温州打工时才二十出头，5年后在温州办起自己的眼镜厂，2002年企业规模发展到300多人。2004年，他回到浦城创业，建成年产眼镜1860万副的生产线，产值4000多万元。

　　在不断的交流与协作中，“温州模式”逐步实现跨区域的资本流动，家族企业脱胎换骨向现代企业转变，企业发展由自律走向行业自律。

海西效应提升“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驱动下的温州，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2157亿元，年均增长15.1%；财政总收入从1.35亿元增加到293.26亿元，年均增长20.4%。

　　但经济领跑全国20年的温州，1997年之后增长速度却急转直下，2006年更落到浙江省倒数第二。以柳市为例，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布着2000多家企业，产业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温州模式”再次引起质疑。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提出并实施，精明的温州商人最先从中嗅出无限商机。宁德市温州商会会长吴贵银，是温州市龙湾区人，温州瑞德实业发展公司董事长。2004年8月，他与福鼎市签约，在福鼎龙安港口工业新城投资1.9亿元建设合成革企业。目前，他投资的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已成为南方地区最大的合成革制造与加工企业。

　　吴贵银带头入驻，带动一批观望的温州企业家纷纷落户龙安。到今年初，仅温州规模以上企业在龙安投资创办的企业就有26家，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00亿元。去年一年，吴贵银还帮助霞浦引进50多家温州企业，总投资超过20亿元。

　　“随着海西建设的推进，在福建投资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应该把握这不可多得的良机，推动浙南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到闽东，做大做强。”吴贵银对海西的前景信心满怀。

　　对于温商的选择，福鼎市驻温州办事处主任陈振俊深有体会。他说：“过去，登门拜访温州老板，人家未必有空理你。海西战略实施后，我每天都会接到温州商会的电话，要求我给他们当向导，带队到闽东到福建考察。”2004年以来，他每年带到福鼎及周边县市考察的温商达100多人次。

　　“‘温州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创新。它的核心在于创新、共升。”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他由此提出“新木桶原理”——“木桶原理”是指，桶里的水有多少决定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新木桶原理”是指，每个个体都把自己最长的一块木板拿出来，水位自然就高了。

　　在洪振宁看来，温企的优势在于资金充裕，在生产、管理和营销上；福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投资环境，突出的区位优势，天然良港和核电项目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随着海西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温商在闽投资企业的产品，将更具竞争力，拥有更深的腹地和更广阔的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宁德至温州高速公路开通以来，5万温州商人在闽东的投资额高达200亿元，所创办的企业提供10万余个就业机会，总资产近500亿元。其中，不乏高新技术产业，如落户文渡片区的福建有氟密泵公司，是省级高新企业；福鼎格丽特颜料有限公司研发的金葱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为国内首创，公司总经理林仕冯由此完成个人创业的新飞跃。

　　跳出温州，在更大的区域里寻求合作和分工，崛起的海西成为温企做强做大、实现新跨越的绝佳平台。“温州模式”也由此注入新内涵，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温州模式”的海西使命

　　一如“温州模式”的诞生，民间的嗅觉与行动再次触动了温州的决策层。

　　“温州处于长三角、珠三角之间，可以说左右逢源，但也可以说是左右不靠，比起宁波、绍兴等城市，接受长三角辐射的能力差，近几年在长三角城市中的地位逐步下降。”温州日报资深时政记者潘建中说，“温州一直寻求在两个三角洲之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真正做到左右逢源。”

　　海西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让温州人眼前一亮。“温州完全可以在海西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温州的诉求也完全可以在融入海西中得到实现。”作为温州市决策层智囊团成员，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对此充满期望，“当务之急，温州要明确在海西城市群中的地位，并发挥相应的作用，引领周边城市。”

　　2006年温州市“两会”，政协一号提案提出：“市政府要落实专门工作机构，加强与福建省协同，共同向国家有关部门确认‘海峡西岸经济区’，争取国家牵头编制区域规划，落实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布局……根据我市的实际和特色尽早做好规划，在功能上与厦门、福州、泉州等三大城市合理分工，错位发展，显现我市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地位。”

　　温州市“十一五”规划纲要和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主动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强与周边的合作、与友好城市的合作”，把温州建设成为南联海峡西岸经济区、辐射浙南闽东北的经济枢纽区域。

　　在海西效应的催化下，闽温高层交流合作日趋紧密——

　　温州市发改委建立与福建省发改委的对口工作联系机制，约定积极开展双向交流，在规划、项目、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协作，共同推动海西建设；

　　与厦门、宁德建立了友好合作城市关系，两地领导定期或不定期互访，鼓励两地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交流与合作，加强边界贸易和劳务合作；

　　与福州签署《关于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的协议》，就海西建设、经贸平台、区域交通体系建设、产业对接、文化交流及两地会晤交流机制等达成共识并展开合作；

　　温州旅游局与福州、宁德、南平等签订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并组团到福建举行旅游宣传促销推荐活动，共同打造海峡西岸旅游黄金胜地；

　　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台湾研究所，聘请厦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非任名誉所长，开展台湾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促进温州融入海西，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合作。

　　共建海西，温州从海西寻找新跨越的动力。

　　“温州正在打造沿海产业带。福建这几年在港口建设、产业集聚上颇多建树，值得借鉴。”温州市副市长陈宏峰说。

　　“温州产业升级，着手‘腾笼换鸟’，厦门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到厦门采风的温州日报副总编辑瞿冬生说。

　　“东引台资，温州借助海西建设两个先行区的契机，重点引入台湾化工业、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业，促进温州临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温州市台办副主任钱进说。

　　“海西先行，为温州扩大与台湾的交流带来了新机遇。我们专门组团福建考察，学习漳州、福州与台湾农业交流合作的经验，争取在温州创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潘平平说。

　　“温州在减速，要实现新的跨越，必须加强区域合作、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海西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洪振宁说，“创新、共升，创新海西城市群更加紧密合作的机制，取长补短，在海西这一平台上科学发展，实现共同提升，这是时代赋予‘温州模式’的海西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