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刘基研究，打响刘基文化品牌是温州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次研讨会会聚了国内外专家、学者100余人，共收到论文110多篇，内容涉及政治、谋略、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这些无疑将对提升温州文化品位、推进区域传统文化研究和发掘大有裨益。

　　历史上有关刘基的传说很多，民间常把刘基和诸葛亮相提并论。而近20年来有关刘基的学术研究，则给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和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人。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扫平江南割据势力，建立了明王朝。在立国建制期间，敢于直言，献计献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休养生息、巩固明王朝统治的政策，为明王朝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明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被朱元璋视为自己的“张良”，封为诚意伯。正德九年（1514）追赠太师，谥文成。嘉靖十年（1537）将刘基与徐达并称，配享太庙。随着时间推移，刘基在明朝和开国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得到肯定。

　　田澍 吕杨

　　刘基在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了智囊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20年来，学术界对刘基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其进行梳理，将有助于刘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刘基政治思想研究

　　“德治”是传统儒学的治国理念，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基也不例外，刘基在其著作《郁离子》中阐述了自己的“德治”思想。

　　毕英春通过对《郁离子》的深入研究，认为施德政、得民心是刘基治国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建功立业的思想理论依据。民本思想是刘基德政的出发点，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还有经济性，是统治者施政的基本方针。

　　程念祺认为《郁离子》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政治进行了批判，而他的这种批判，往往从经济问题上发微，或最终归结到经济问题上。

　　邱树森认为刘基从自己在元末坎坷仕途中悟出了民本主义对治国的重要性，提出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刘基的社会政治学说是从观察元末社会弊政中产生的，其理论根源来源于儒家民本主义。刘基的民本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并通过生产实践和一生的亲民行动为表率。

　　吴积兴从对《郁离子》的探讨入手，概括了刘基思维的几个特点，认为刘基思维方式受到道家影响较深，虽然有些观点继承了儒家思想，然而他的思维方式却是道家的。刘基的儒学思想对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融会理学诸派，又以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

　　陈纪认为刘基关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他对“人性论”观念的关怀，以及对社会组织思想、“德治”等治国理念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具有超前性和创造性，其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社会思想。

　　刘基在明朝立国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

　　多数学者对刘基在明朝建国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雷弯山、洪成禄认为刘基的军事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具有全局性、辩证性、实践性、全局性等特点。但也有局限性，其军事辩证是朴素的辩证法。

　　朱宝华认为谋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对人的观念、智慧形态及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守文、何向荣认为对于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先后问题上，刘基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先灭陈友谅再取张士诚的正确建议，为朱元璋歼灭群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刘基为朱元璋称帝劝进的问题，南炳文认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解救小明王后，刘基看准了当时形势，要朱元璋撇开小明王建立新王朝。“刘基等知识分子，在引导和促使朱元璋与红巾军决裂和转向封建化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与之相反，毕英春认为朱元璋的皇帝梦应从其为郭子兴部下而自拉队伍始，而后这一愿望则愈见强烈，这绝不是刘基等儒士作俑的结果。刘基仅是协助朱元璋圆了皇帝梦。

　　对于刘基在明王朝建立后所作的贡献，陈守文、何向荣认为刘基建议实行的卫所制度，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对于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张宪博强调明代兵制是对元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明代兵制并非全由刘基自创，其历史沿革的线索是十分清晰的。”

　　俞美玉认为刘基对《大明律》的制定，起到重要的的作用，刘基的法治主张和《大明律》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是一致的，其原因在于刘基和朱元璋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

　　尤韶华认为刘基在法律方面的论述，基本内容是有关刑罚在国家政治中的运用。刘基所提倡的宽刑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解。他主要是针对朱元璋的重典政策而言。因而与他主张的另一观点“刑期于无刑”并无矛盾之处。刘基的思想基础是儒学传统的仁德原则。

　　李岩通过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论证刘基的历史作用的研究，认为在依法治国方面刘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刘基认为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法律的制定要相对宽松，但是在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执法，特别是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基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对打破中国古代“人治”传统，并使法律日益走向客观、公正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符合法律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要认清明初刘基在政坛中的沉浮，必须要认识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特点。邓建军认为：“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两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樊树志认为由于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皇权与相权矛盾渐趋明朗化。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刘基认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适合作宰相。并拒绝自任宰相，因为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很难在朝中立足。

　　刘基文学与心态研究

　　诗以言志，文以载物。通过对刘基的文学研究，既可以窥探刘基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又可以加深对其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的理解。

　　吕立汉先生多年来对刘基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他认为刘基在《苏平仲文集序》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进步的，刘基就文、理、气、言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诸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刘基是元明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其诗文理论力主讽喻之说，提倡理、气并重，重视时代风格。诗歌创作师法杜、韩，既沉郁顿挫又奇崛豪放，晚年之作则归于哀婉悲凉，成就不亚于高启。散文创作的成就高出同时诸家。刘基为晚明讽刺小品的勃兴也起了先导作用，重视文学之于社会的能动作用，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对于扫荡元季文坛纤弱之风，为明初新一代文风之振起，在理论上起了开道的作用。刘基以诗议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批判精神，其所议论的范围包括元季至正年间吏治、军政等种种社会弊端。从诗歌的渊源角度考察，以诗议政，客观上承续宋人“以议论为诗”之传统，主观上则因其固有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使然。诗作情、理兼具，既有社会认识价值，又有艺术审美价值。刘基的词在明代词坛，是屈指可数的名家之一。刘基将词作为抒情言志的重要工具，题材广泛，内容丰厚，艺术上长于兴寄，长于铺叙，且善于用典。描景状物秀丽入神，造语精工典雅，词风以婉丽为主。刘基的诗歌中，可以洞察到其生命观念及其嬗变过程。充满对生命价值取向及悲剧色彩无奈抉择的哀婉。

　　张秉政、赵家新认为刘基寓言文学不仅内容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的成就也非常高。《郁离子》上承先秦并发展创新，是继柳宗元之后的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刘基不仅阐明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观点，还表现了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这是历代寓言家未曾达到的高度。

　　冯仙丽认为刘基以他的才学、独到的政治才能和政治眼光铸就了一般人无法达到的辉煌，但纵观刘基的诗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所不在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情怀，它既源于儒家积极用事的人生理想和黑暗现实的矛盾，也来源于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内在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和危机，刘基没有采取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而是在儒家思想的支持下积极面对现实。

　　赵家新、张秉政认为《郁离子》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同样也展示了动荡时代一个儒生的心灵历程、古代知识分子被羁绊的灵魂。刘基的痛苦，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其矛盾之根在于儒道佛在精神世界中的不同影响。也在于古代士对于君、圣人的强烈依赖性，而就刘基个体而言，其刚直性格也是其心灵痛苦的原因之一。

　　出身书香门第、饱受儒学纲常礼教之学的刘基，为什么会从一个元朝的忠实臣僚，一下子转变成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呢？其转变的思想动机是什么？对此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黄月林认为实现治国安民的政治抱负才是刘基接受朱元璋聘用的主要思想动机。毕英春认为刘基先仕元后又反元，虽然违反了“忠臣不事二主”之儒教传统。但“事二主”的问题，并不是认识刘基人格品质的关键，其关键是坚持顽固愚忠，还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突破传统的道德观念桎梏，勇敢地向前迈进。

　　对于刘基至正六年的干谒之事，与其性情十分不合，耐人寻味。周松芳认为刘基一直是汲汲用事的。他当年从江西辞归，并不是因为厌倦仕途，而是因为嫌官太小；他辞官后一直在寻求更好的去处，他的经济之才和经济之志，决定了他不适合做一个隐士，因此鼓起勇气，放下架子，北上干谒。徐子方通过对宋濂、刘基早期诗文的研究，认为贯穿宋濂、刘基两人前半生的，是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探索追求，也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导致他们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臣、政治家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生选择方面，他们共同代表了一部分元末明初汉族文人在新时代变革面前的不同趋向，心理上也展示了元末文人群体大裂变的不同后果。周松芳通过对刘基文集的研究和对其时代风气的考察，认为刘基身上，

　　确实存在一种别样的很复杂微妙的遗民心态。

　　刘基的传说和神化研究

　　刘基是元末明初一位十分突出的人物，知识渊博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因此神化刘基的传说故事也愈演愈奇。

　　对于这些故事产生的原因，高寿仙认为刘基确实精通天文星相之术，自身也深信天人感应之说，加之官方史书和民间野史的神化，使刘基逐渐走上神坛。

　　蒋星煜通过对明王朝神化刘基的原因、过程作以深入的剖析，认为这种有意识编造的神话，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舆论，其目的是维护自己统治。

　　胡星斗认为刘基一生坎坷神奇，慷慨有节，在民间广为传颂。特别是他的谋略，为后世所景仰，并被神化，尽管这些谋略中含有一些迷信成分，但作为千古罕见的政治家，依然是历久而弥新的。

　　陈学霖对关于刘基的各种传说作以梳理，并指出了传说产生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陈文新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作为谋略家，还是文学家，刘基的成就是卓著的，排除民间对其业绩的夸张、神化部分，他仍是一位第一流的人物。

　　毕英春通过对史料全方位的考察，认为刘基是人不是神，朱元璋和明王朝神化他，而刘基也自我神化，后人更是不断全面神化他，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讹传讹，扑朔迷离。

　　结语

　　近20多年来中国学界对刘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涉及广泛，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同时还应看到，如何把对刘基的研究与元末明初的社会历史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通过刘基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比较来进一步认识刘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学界还要继续努力。只有将人物与事件有机结合起来，并置于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的审视，对刘基的研究定会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作为一个长期被神化和渲染的人物，对刘基的研究更应该讲求学术规范，只有理性地对待刘基，刘基的相关研究才能承受历史的检验。

　　(本文作者：田澍，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明清史的研究；吕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代政治史研究。全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